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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來自sina新聞

國研中心副主任:房地產達歷史性拐點

新常態下發展目標和機制需作重要調整

[在經濟增長更多依靠生產率提升的新形勢下,重視並切實抓好發展質量,才有可能爭取一個較高的增速。打不好發展質量的底子,要麼速度上不去,要麼上去瞭也難以維持]

[11000國際元當人均收入達到11000國際元(這是一種購買力平價指標)左右時,無一例外地出現瞭增速的回落]

[擴大5倍左右與2000年時相比,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已擴大5倍左右,那時增長一個百分點所對應的新增量約為1000億元,而現在則要達到五六千億元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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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長階段轉換是規律使然

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一個明顯特征,就是增速放緩。2008年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沖擊,我國經濟在全球范圍內率先回升,2010年達到一個高點後,增速逐步回落。如何正確認識這一輪增長放緩的含義,對於我們理解、順應、引導新常態都很重要。

在這個問題上,一種觀點較為消極,主要理由是去年三季度增速降至7.3%,為近些年來的新低。這種觀點著眼於增速,由此形成的判斷就不大樂觀,甚至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潛力和前景疑慮甚多。如果換個角度,著眼於中國經濟增長階段轉換、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型的大背景,判斷將會大不相同。

我國經濟已經歷瞭30多年的高速增長。從國際上看,二次世界大戰後包括日本、韓國、中國臺灣等在內的一批成功追趕型經濟體,在經歷瞭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,當人均收入達到11000國際元(這是一種購買力平價指標)左右時,無一例外地出現瞭增速的回落,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,表現出較強的規律性。其原因,從供給角度看,主要是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的轉移接近完成,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趨於穩定或下降,勞動力、土地、環境等要素成本明顯上升等;從需求角度看,則是大多數工業品的歷史需求峰值相繼出現。我國經濟增長與上述成功追趕型經濟體有較強的可比性和相似性。信貸整合條件二胎年息據測算,目前我國人均收入已經接近或達到瞭上面提到的增長回落的水平。事實上,前幾年我國東南沿海一些發達地區已達到瞭這個拐點,增速率先出現調整。近一個時期來總體增速放緩,表明我國已進入瞭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轉換期。

增速的這種放緩,是經濟規律使然。能夠在11000國際元而不是較低的收入水平上出現增速回落,是我國超越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、較為充分利用工業化階段增長潛力的表現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恰是成功的標志。近年來我國逐步調低瞭增長指標,是主觀決策順應客觀規律的表現。我們講科學發展,最重要的是要遵循發展規律。但有一些同志不大適應已經變化瞭的情況,還想重回以往的高增長軌道。然而,當潛在增長率已下降後,想推高是推不上去的;即使人為將其推上去,很快還會下來,而且要付出很大代價。

盡管我國增速有所放緩,從國際范圍看仍位居前列。在經濟規模持續擴大的情況下,增速下調容易產生某種“數字幻覺”。與2000年時相比,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已擴大5倍左右,那時增長一個百分點所對應的新增量約為1000億元,而現在則要達到五六千億元,即使增速有所回落,每年的新增量也遠大於以往,相當於一個中等發達國傢的經濟總量,而且仍在逐步擴大。我國未來經濟增長潛能依然位居世界前列,對全球經濟的帶動作用至關重要。把中國經濟增長階段轉換說成“衰落”乃至“崩盤”,是完全站不住腳的。

有一種相當流行的觀點認為,上世紀50年代初,日本人均收入相當於當時美國的21%,此後日本經歷瞭20年的高速增長;中國目前人均收入也與當年日本與美國的差距相似,所以中國還有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長期。

這種說法初看起來似有道理,其實混淆瞭不同國傢發展階段的差別。做一個比喻,一個人跑得最快的年齡是20~40歲,上世紀50年代初,日本是一個20歲出頭的小夥子,而美國已經到瞭100歲,即日本的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的21%。此後發生瞭日本高速增長20年的故事。而當下的中國,雖然人均收入也相當於美國的20%左右,但中國已40歲瞭,跑得最快的那段時間已經過去瞭,而美國這時已經200歲瞭。再做個比較,中國目前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,與日本上世紀70年代初增長放緩相比,按麥迪森方法計算的人均收入(購買力平價,1990年國際元)水平大體相當,是11000國際元左右。換言之,日本也是在40歲左右時進入高速增長到中速增長的轉換期的。用後發經濟體與美國等先行國傢之間的人均收入比重,來估計後者的追趕速度,在邏輯和現實中都是有問題的。中國在40歲以後仍會追趕,但速度和方式將與此前大不相同。

質量提升是更重要的發展

新常態下的速度放緩容易引人關註。然而,速度變化是相當表面化的,更重要的是速度背後的結構調整升級和增長質量變化。

過去分析我國增長模式時,經常指出的問題或弊端是過多依賴投資、工業、外需和要素投入。在過去一兩年和今後一段時期,這種情況正在發生具有長期意義的轉折性變化。具體地說,消費的比重已經超過投資;第三產業的比重已經超過第二產業;出口由過去20%以上的增速降到5%~10%的平臺上;要素投入中勞動力總量開始減少,環境約束進一步加大。我國經濟正在呈現出更多依靠消費、服務業、內需和要素生產率提升的新增長格局。

另一方面,經濟增長質量基本穩定,有些方面還有所提高。例如,盡管仍存在結構性就業壓力,但就業形勢總體較好,一些地方還有“招工難”的現象。隨著經濟總量規模的持續擴大和服務業比重上升,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所吸收的就業人數,2010年約為80萬人,目前則達到瞭170萬人。企業速度效益型的增長模式開始轉變,隨著增長速度放緩,行業間、企業間盈利水平出現分化,總體盈利水平有所回落,但近一兩年趨於穩定。財政收入出現波動,部分地區承受壓力較大,但總體上仍保持瞭一定增速。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與GDP增速大體同步,農村居民收入增幅略高,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得以提高,民生持續得到改善。在增長下降的背景下,部分地區和領域的金融財政風險累積,有的問題較為嚴重,但守住瞭不發生全局性、系統性風險的底線;環境壓力繼續增大,特別是大面積霧霾氣候帶來不利影響,但從全國看,節能減排、綠色發展還是取得瞭較大進展。

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後,增長動力和機制轉換、矛盾和風險集中顯露或釋放,不確定、不穩定因素較以往明顯增加。從可借鑒的國際經驗看,不少經濟體正是在這一時期出瞭大的問題,甚至陷入嚴重危機。在這一時期,問題、矛盾和挑戰比以往不是少瞭,而是多瞭,而且更復雜,判斷和應對的難度更高。在這一時期能夠保持經濟增長基本穩定,沒有出現大的起伏,能夠守住不發生全局性、系統性風險的底線,沒有出不可收拾的大亂子,尤其是能夠在結構調整、增長質量改善上取得具有長期意義的進展,實屬不易。

從不同角度看形勢,所引出的結論迥然有異,這實際上反映瞭對新常態下發展觀內涵的理解。毋庸置疑,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,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。但不能把發展僅僅等同於增速。我們仍處在重要的戰略機遇期,但發展的環境和條件、機遇期的內涵和實現途徑都發生瞭重要變化。那種脫離潛在增長水平、風險很高、代價很大的過高速度,是不具備可持續性的,即使短期內勉強為之,也將損害長期發展和社會進步。日本高速增長期後泡沫經濟的經歷,就提供瞭反面例證。新常態下的發展更多要依靠質量提升,其核心是全面持續提高要素生產率。如果不實質性提高質量,即便是較低的速度也難以維持。速度是發展的必要條件,提高質量也是發展,而且是更重要、難度更大、更具挑戰性的發展。速度放緩不能成為不作為的理由,提高質量需要實實在在的更大作為,還需要以往未曾有過的新作為。

新常態不是自然而然從天上掉下來的。適應放緩瞭的增速,最重要的是要形成與以往大不相同的增長結構和動力機制。從這一意義上說,已經出現瞭的結構和動力變化尤其值得關註,並給予積極評價。以往我們多是看到西方國傢市場經濟中危機的弊端,其實,正是通過危機沖擊,市場經濟才逐步“試錯”和“補短”,成熟起來瞭。我國實行市場經濟的歷史還不長,在經濟轉型期暴露一些問題,甚至出一點局部、可控的危機,並不一定是壞事。不經歷轉型期的風浪、不經過困難局面的磨練,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大可能走向成熟和穩固。

實施發展質量導向、以質取勝的新戰略

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轉變是一個過程,目前這個過程還是“進行時”,而非“完成時”。中高速增長的“底”或者說均衡點是多少,現在尚未探明。這正是近期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原因所在。

什麼時候才能完成“探底”?這裡有一個簡化的分析邏輯。中國的高增長主要依賴高投資,高投資主要包括基礎設施、房地產和制造業三個領域的投資。近些年來,基礎設施為20%~25%,房地產為25%左右,制造業則在30%以上,三項合起來可以解釋投資的80%~85%。其中,制造業投資又直接依賴於基礎設施投資、房地產投資和出口。所以,中國經濟的高增長要調整到位,主要是高投資要調整到位。通俗地說,也就是出口、基礎設施、房地產這三隻靴子要相繼落地。

目前,基礎設施建設和出口都基本觸底。房地產2014年已經出現瞭回落,有人認為是周期性的,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拐點。根據研究測算,構成中國房地產70%的城鎮住宅年需求峰值是1200萬~1300萬套,這個數值在2014年基本達到瞭。此後,房地產增長將會在這個水平上維持一段時間,然後還要回落。房地產並不存在全國統一的市場,區域差異明顯,但總體上看中國房地產的歷史性拐點已經出現瞭。我們希望房價能夠逐步調整,最好是以時間換空間,能夠實現軟著陸。當房地產這隻“靴子”落地後,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“底”就基本探著瞭。如果這樣的速度能夠穩住並持續較長一個時期,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將順利實現。所以,“十三五”期間將是新常態形成並得以鞏固的關鍵時期。

實現這樣一個過程的平穩轉換,需要在發展目標和機制上做出重要調整,實施發展質量導向、以質取勝的新戰略。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已經講瞭多年,之所以落實不到位,一個重要原因是以往的高速度容易掩蓋發展質量方面的問題。當增速放緩後,質量問題便會水落石出。新常態下我們仍需要保持一個適當高的增速,但僅就速度論速度是無解的。以往存在著“以速度論英雄”的傾向,先定速度指標,再以此安排其他指標,往往扭曲瞭速度和質量之間的關系。

在經濟增長更多依靠生產率提升的新形勢下,重視並切實抓好發展質量,才有可能爭取一個較高的增速。打不好發展質量的底子,要麼速度上不去,要麼上去瞭也難以維持。質量指標優先,以質量倒推速度,才能擺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諸多關系,實現充分利用增長潛力且具可持續性的增長。為此,應精心研究和確定反映新常態下發展質量的指標,例如,按照“就業可充分、企業可盈利、財政可增收、民生可改善、風險可控制、資源環境可持續”的要求,形成若幹有利於提高發展質量、切實可行的指標。然後,以質量指標倒推或確定速度指標。也就是說,適應提高發展質量要求的速度才是一個合適的、好的速度。

與發展質量相對應的速度有一個合理區間,速度過高或過低都會對發展質量產生不利影響。在目前情況下,速度過高將會加長杠桿,增大一些領域本已較為嚴重的金融財政風險或產能過剩;過低則會降低企業效益和財政收入,進而影響到就業增長。保持與發展質量相適應的速度區間並不容易,對宏觀調控提出瞭新的更具挑戰性的要求。

宏觀調控中的刺激政策是一個中性概念,不能將其負面化、妖魔化。近期經濟中出現的通貨緊縮苗頭值得關註。如果出現增速快速下滑跡象,適度的刺激政策仍是必要的。但要明確,轉型期推出刺激措施的目的是“托底”,防止嚴重偏離潛在增長率,損害增長質量,而非“推高”、重返高增長軌道。刺激政策隻是有助於恢復短期平衡,並不能解決中長期的結構問題。

堅持發展質量導向,必須把防控金融財政風險放到比以往更重要的位置。過去長時間的高增長,一定程度掩蓋或推後瞭金融財政風險。在增長階段轉換過程中,隨著增長環境和機制的改變,房地產、嚴重過剩產業、影子銀行、地方融資平臺等領域的風險有可能累積或顯露。從國際經驗看,不論是老牌發達國傢,還是後起的追趕型經濟體,在經歷瞭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後,大都曾出現不同類型的金融危機。增長階段轉換期,同時也是金融財政風險的集中釋放期。隻要我們守住瞭不發生系統性、全局性風險的底線,平穩轉入中高增長軌道,即使其他指標短期內“難看”一點,從大局和長遠看,也是值得的。從國際上說,我們也將創造出現代經濟發展歷程中有價值的新鮮經驗。

有的觀點認為,我國仍然具有高增長的潛力,隻是體制障礙制約瞭這種潛力的發揮。換言之,隻要改革建地貸款雲林褒忠建地貸款到位瞭,仍可以重回以往的高增長軌道。這種觀點對改革與增長的關系的理解並不準確。改革與增長的關系相當復雜,有些改革比如放寬市場準入,確實能釋放增長潛能;有些改革比如反腐敗,則可能短期內限制一些浪費性的消費。但兩者有一個共同點,就是都有利於提高效率。放寬準入“放”進來一些有活力的投資者,固然可以帶來投資增量,更重要的是提高瞭投資效率。減少浪費性消費後,把資金用於扶貧、改善民生等領域,將會大大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。

提高增長質量歸根結底要靠深化改革開放。改革開放是否真正深入、是否取得成效,一個重要的判別尺度,就是要看發展質量是否真正得到提高。切實推進關鍵領域的改革開放,打牢提高發展質量的基礎,我國經濟才能把握和利用好新常態下與以往大不相同的戰略機遇。

(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)

新聞來源http://wh.house.sina.com.cn/news/2015-01-06/10275958055962664549934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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